法律援助制度在國家的司法體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一直是我國司法改革的重點之一。現代社會普遍認為法律援助是一種國家 行為，由政府設立的法律援助機構在國家強制力保證下組織實施。它是現代法治社會要求國家承擔的一種重要責任，體現了國家和政府對公民應盡的義務。刑事辯護法律援助作為國家幫扶被追訴人的一種方式，是指在刑事訴訟中 如果被追訴人沒有專業的辯護人為其辯護，國家就有必要承擔為其提供辯護人的義務，使得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至于因為客觀因素的限 制而在刑事訴訟程序中孤立無援，從而實現人權保障與司法公正。

　　

　　南京刑事律師認為,刑事辯護法律援助制度作為法治文明的一個標志，其重大意義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保障辯護基本權利，實現控辯平等對抗的客觀要求。我國《憲法》明文規定“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刑事訴訟法》也予以具體落實。在刑事訴訟中，強大的國家追訴犯罪機 器不論在權力、手段和物質條件上都占據優勢地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明顯處在弱勢的一方，其往往由于法律知識的欠缺和人身自由受 限制不知如何辯護，也難以維護自身的合法權 益。因此，相對弱小的被追訴人應當具備一定 的制度保障，否則刑事訴訟程序就成為單方追訴的活動，權利保障即無從談起。

　　

　　第二，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現實要求。在刑事訴訟中，由于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客觀因素限制而無法得到辯護服務 會造成實質上的不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成了一句空話。因此，對被追訴人辯護權的 保障、實現個人在法律面前權利享有的平等，在現實中很大程度需要依靠刑事辯護法律援助制度予以落實。

　　

　　第三，是順應世界人權保障潮流的應然需求。在世界范圍內，刑事辯護法律援助在刑事 司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刑事辯護法律援助制度不僅是世界大多數國家普遍采用的一種司法 救濟手段，而且其國際化趨勢越來越明顯，聯合 國和許多區域性組織在其制定的國際公約或區域性條款中都明確了刑事辯護法律援助的要求。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要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進一步深化司法體制 改革”。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中共中央關于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進一 步具體提出“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擴大法律援助范圍，健全司法救助體系。”為了貫徹十八屆四中全會的精神，刑事辯護法律援助制度在以 下兩個節點上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與完善: ( 一) 《關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見》的 新發展 2015 年 6 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 公廳印發了《關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見》 ( 以下簡稱“兩辦意見”) 。“兩辦意見”明確提 出其宗旨是以人為本，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以及 推進改革創新，并在全局部署上從“擴大法律 援助范圍、提高法律援助質量、提高法律援助保 障能力、加強組織領導”四個方面著手來完善 和發展法律援助制度。同時，“兩辦意見”提出 了 14 點具體要求，從刑事辯護法律援助的角度來看，有以下幾點值得特別注意:

　　

　　首先，進一步擴大法律援助范圍，實現法律援助咨詢服務全覆蓋。第一，建立法律援助值 班律師制度，法律援助機構在法院、看守所派駐 法律援助值班律師。同時，“兩辦意見”提出要 實現法律援助咨詢服務全覆蓋，即通過多種形 式大力推廣法律咨詢服務與法院、看守所的值 班律師法律幫助相結合來實現法律咨詢服務的 全覆蓋。雖然值班律師法律幫助不具備刑事辯護法律援助的職能，但對加強權利保障也有一定的現實意義。第二，健全法律援助參與刑事 案件速裁程序試點工作機制。由于速裁程序對效率的重視而極有可能產生侵害人權的做法， 因此對其加強法律援助是對人權保障的重視。第三，建立法律援助參與刑事和解、死刑復核案 件辦理工作機制，依法為更多的刑事訴訟當事人提供法律援助。目前，我國法律法規并未規定死刑復核階段的法律援助，這次“兩辦意見” 將提出法律援助擴大到死刑復核程序具有填補空白的意義。這個問題我們將在第四部分具體予以論述。

　　

　　其次，進一步完善法律援助的評價標準體系。目前，我國對于法律援助質量的評價體系 還沒有建立。對此，“兩辦意見”提出: 一是推進法律援助標準化建設，二是加強法律援助質量管理。總的來說其思路即是從事先的規范審 查、資質準入、指派機制到事中的執業規范、質量監督再到事后的投訴反饋、標準評價體系以及實行辦案質量與辦案補貼掛鉤的差別案件補貼制度。

　　

　　最后，提高法律援助的保障能力。科學合理的保障機制是法律援助能夠有效運行的基礎，對此“兩辦意見”提出了兩方面的構想: 一方面是經費保障，即中央財政要引導地方特別 是中西部地區加大對法律援助經費的投入力度。省級財政要為法律援助提供經費支持，市、縣級財政將法律援助經費全部納入同級財政預 算，同時提高辦案補貼標準，拓寬資金來源渠道。另一方面是人員保障，即進一步實行法律援助部分人員的專門化、職業化，專門法律援助與兼職法律援助隊伍相結合。

　　

　　“兩辦意見”對相關部門貫徹實施刑事法具有重要指導意義。為此，應該把意見 的精神轉化為相關規章制度、法律解釋和立法 修改，才能真正落到實處。為完善我國刑事辯護法律援助制度，努力實現刑事辯護法律援助全覆蓋，推進刑事司法的公平正義，南京刑事律師認為需要著重解決以下幾方面問題:

　　

　　（一）加快推進刑事辯護法律援助的全覆蓋

　　

　　我國的刑事法律辯護率一直處于“總量 少、比例低”的狀態，在“試點辦法”實施以前，我國的刑事辯護率大約僅在 20% ～ 30%之間。 “試點辦法”將辯護推進至全部適用普通程序審理的案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辯護率，但就 人權刑事司法保障的力度而言仍是不足的。因為，在全部刑事案件中，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 件大約占 2 /3，對于這些案件僅僅是提供“法律幫助”而不是刑事辯護，這是十分值得研究的問題。筆者認為適用簡易程序的案件也有必要提供刑事辯護法律援助。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208 條的規定，基層人民法院管轄的案件，符合下列條件的，可以適用簡易程序審判: ( 一) 案件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的; ( 二) 被告人承認自己所犯罪行，對指控的犯罪事實沒有異議的; ( 三) 被告人對適 用簡易程序沒有異議的。由上規定可見: 其一，對適用簡易程序的案件雖限于基層人民法院管 轄，但是其適用的刑期最高可達有期徒刑 15 年 ( 在數罪并罰情況下可達 20 年) 。對于可能判處如此嚴重刑罰的案件，就算被告人認罪且同 意適用簡易程序，仍然需要審慎對待，有必要為其提供辯護法律援助。其二，簡易程序的適用 需滿足“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條件，但這個標準在審查起訴階段和審判階段分別由檢察院與法院掌握，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享有閱卷權的情況下，其本身對此證明標準。

　　

　　( 二) 加強刑事辯護法律援助的資金保障

　　

　　我國刑事辯護法律援助的質量不高，其中 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在于我國長期以來法律援助 的財政投入不足。誠然，近幾年來我國每年法 律援助的經費總額在不斷增長: 2011 年法律援 助經費總額約為 12． 77 億元，增幅為 24． 9%; 2012 年法律援助經費總額約為 14．03 億元，增 幅為 9．9%; 2013 年法律援助經費總額約為 16． 29 億元，增幅為 16． 1%; 2014 年法律援助經費 總額約為 17 億元，增幅 4．6%。但這樣的增幅 仍無法滿足法律援助服務的需求。同法治發達國家和地區相比，我國在法律援助財政投入所 占的比例相當低。據學者統計，這些國家和地 區，法律援助經費在財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一 般在 1% ～ 0．1%之間，而我國法律援助經費僅占 財政收入比例的 0． 0011% ～ 0． 0122%之間。這 一比例僅僅是日本的 1 /10、丹麥的 1 /50、英國、 荷蘭等國家的 1%。

　　

　　如前所述，法律援助作為一種國家責任，應當由國家財政撥款。我國《法律援助條例》第 3 條也明確規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責任”。因此，解決法律援助的經費問題，主要是依靠國家的財政支持。如果財政支持不到位，法律援助 的質量就難以保障。盡管對法律援助的投入需要同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但其資金投 入的額度仍然有一個浮動的空間，這就取決于國家對法律援助本身意義的考量。就當前情況 而言，筆者認為我國對法律援助，特別是刑事辯 護法律援助的重視程度不夠，對其財政支持的 力度不足。對于法律援助的財政支持既需要量 力而行，又應當盡力而行。法律援助是對貧苦人的幫助，政府要以脫貧、扶貧的決心予以支 持。具體而言，除了省級以下的地方財政要加 大投入外，中央財政對于邊遠貧困的地區也要有一定的直接經費投入，從而較大幅度提高法 律援助投入經費占財政收入的比例，并確保專款專用提高經費使用效益，只有這樣法律援助的質量才能得到物質上的可靠保證。